秦宜禄给杜萍讲课,索性就跟他躺在了床上,甚至是一边讲课,一边动手动脚的,就权当是睡前闲聊了。
既然杜萍问,秦宜禄也就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传统的社会中,资源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土地,只要土地上有人在耕种,收成上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普通的农人啊,只要是种上了地,不管朝廷怎么收税,收多少税,就没有不尽心竭力伺候庄稼的,所以民间财富取决于天时、水利。”
“但其实商贾与土地也是没多大关系的,社会上有了商人,就会影响到那些种地的百姓了么?这个道理是说,商业发达就会导致土地被抛荒,只能说这个确实是有一定道理,但也只是一点而已,如今我大汉商业够发达了,可哪一处的土地荒了?”
“当然,也正是因此,我大汉其实对奴隶的需求,还是很庞大的。”
“而商鞅的一于农战思想,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砍掉全天下除了农、战以外所有的上升阶梯,他其实不是主张一刀切不让老百姓经商,而是想尽办法让商人做生意的时候赔钱。这货最特么损了,国家如果故意祸害你不让你民间的商人获利,那是真的要玩死人的。如此一来,老百姓想要过好日子,就只能靠多种地,多杀敌。”
“谁都希望今天的日子比昨天过得更好,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好。这人啊,不管是老百姓还是达官显贵,只要是活着,就必须有个奔头,幸福也并不取决于存量而是取决于增量,。”
“而想要过好日子其实说穿了无非也就是升官与发财,如此而已,读书能够做官,优秀的人才就会去读书,经商能够发财,次一等的人才就会去经商,古今中外,只要是人类的社会,都是一样一样的。”
“种地这种事情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你会的,全国所有老百姓都会,比的无非也就是谁更勤快,甚至是谁的运气更好,碰到了好的种子,好的年景,种的好种的坏,相差也不会太大。”
“所以聪明的人想要出人头地,不管他干什么,一定要离开土地,如今咱们大汉也有了类似的说法,都说,只有最没出息,没本事的人,才会守着土地种粮食。”
“正常来说,一个大汉百姓混的再差,也应该是有种地这一条退路的,就算是不能种自己的土地,也能做佃农种别人家的土地,如果连别人的土地都种不上,那就只能是揭竿而起了。”
“士农工商也是同样的道理,说到底还是一个上升阶梯的问题,农这个字,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的本,而是一个国家的底啊!”
“商君书的那套,指的是只要卡死一个社会所有的上升的晋升阶梯,逼的所有人都只能老老实实种地,那么老百姓如果还想要出人头地怎么办呢?那就只剩下上战场拼命了,但凡是还能有其他办法,谁愿意上战场玩命呢?”
“本朝以来,之所以开始独尊儒术,以察举而择才,却依旧重视士农工商,目的其实也是一样的,这其实是给了老百姓农战之外另外一条上升阶梯,那就是读书,这样,聪明人就都去读书做官去了。”
杜萍闻言不解地道:“就像你说的,老百姓如果可以通过读书出人头地,聪明人就都去读书去了,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也就不会在战场上拼命了呀”。
“可是夫人,以前,有几个人,看得起书呢?”
“农战思想其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全民皆兵的思想,是战时为兵,闲时为农的,一来是欧美味哦古时秦国本身地盘小,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不长,老百姓农闲时候去打仗,打完仗回来了,还能接着种地。”
“二来以前社会的本质是纯粹的贵族社会,王与公侯共天下,天下的土地都是他们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中小地主兼并土地。随着大量土地兼并,随着后来汉唐以来国土疆域的逐步扩大,渐渐的有了职业士兵,普通老百姓变得只有农,没有战了。”
“原来是这样,可是,如果真的是崇文抑武,不会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么?”
“正因如此,我才将军队,分成了防卫军和护卫军啊,防卫军是归朝廷的,是一定要以文治武的,战斗力下降,也是必然,我们也只能是从武器装备上想办法,说白了,仗着咱们大汉有钱,就砸钱便是。”
杜萍不解地问:“那为什么将军队交给安利号就可以了呢?”
“很简单,因为考核难道,也因为KPI,更因为惩治贪腐的成本。”
“啊?”
“这个啊,解释起来就难了,比如说,如果现在天下大旱,国库又有些空虚,这个时候有人上了一道奏疏,建议让扬州的百姓改稻为桑,将稻田改成桑田,再由徐州运送粮食给他们吃,而产出来的桑可以养蚕,可以缫丝,织绸,卖出了钱,既可以给国家交税,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能得到改善,你说,这是良政,还是恶政呢?”
杜萍闻言想了想:“自然是良政。”
“错,这是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恶政。”
“这是为何?”
“这天下的政策,从来都不在于如何草拟,而是在于如何执行,执行如果不能到位,再好的政策念出来,经也是歪的。”
“就说这改稻为桑之事吧,最大的缺点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缺少反腐系统。”
“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和收益两面,改稻,就是成本,而为桑,就是收益,如果两件事的主体都是百姓,那倒也罢了,可如果改稻的成本有百姓负担,为桑的收益由富户官吏所收取呢?”
“如果缺少改稻所需要的粮食呢?百姓如果不信任朝廷,不肯去改呢?”
“朝廷,什么是朝廷?朝廷就是一块牌匾,只要是身穿官服的人,谁都可以说自己是代表朝廷,代表朝廷,就有着强制性,到时候他们做任何事,都大可以说一句,这是为了改稻为桑,改稻为桑利国利民,乃是国策。”
“朝廷公信力在的时候,或许还好,可公信力不在的时候呢?老实说,公信力这个东西,在,那是特殊情况,不在才是常态,到时候任凭上面怎么说,如何让他们改,他们就是不改,又该如何?”
“说得再直白一点,朝廷就算是真的让利,真的割肉,真的要把这些钱给百姓,可如何才能够保障这些钱可以层层过手,最后落到百姓手里呢?”
“呵呵,夫人,你我皆是社会底层出身,这天下的好事,从来,也没有往平民百姓的头上落的时候,往往在落下之前,就已经被上面的人给抢走了,反倒是做事的成本,上面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推给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
“社会,就是这么个玩意,坏人往往总是比好人,老实人,就是要被占便宜的。”
“所以如果朝廷真的要做这改稻为桑之事,首先,需要在徐州买粮,可谁去买呢?是不是要派人监督?可是又要谁去监督那些监督买粮的人呢?”
“最麻烦的是分田,一户人家,到底有多少田亩,需要丈量,丈量得多了,朝廷就吃亏,就要多给补偿,丈量得少了,百姓就吃亏,改稻为桑就做不下去。”
“更何况,如何确保这些钱能真的到百姓的手中呢?还是需要监督。”
“田有良田,有中田,有贫田,有些田能种桑,有些田种不了桑,如何划分?”
“其实只要是这分钱之事,自古以来都是一样,钱是固定的,有的人多分,就一定会有人少分,如何分钱是一方面,如何保障下边的人按需去分,有权力的不趁机多分,又是一方面。”
“而为了防范腐败所多产生出来的这些钱,就是反腐成本。”
事实上据秦宜禄所知,防腐成本的这个事儿,其实是极其魔幻的,据说在现代社会,如欧美等国家,防腐成本几乎是事情本身成本的两倍以上,甚至更夸张。
以扶贫为例,经常出现扶贫需要砸下十个亿,区分谁需要扶贫需要话三十亿,这种奇葩的操作出来
到最后,可能是觉得这样区分谁贫的代价太高,干脆就不区分了,有钱的没钱的一块发了。
杜萍道:“所以夫君认为,安利号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安利号虽然是权贵的联盟,但它的核心依然还是商业,商业的核心是互通有无,商人通过商业的方式实现对百姓的剥削,朝廷再通过剥削商人的方式取国用。”
“商人做事,最大的好处是他没法明着打朝廷的招牌,雇工给钱,天经地义,安利号的商人势力再大,顶多也就只能巧取,没有办法豪夺的。”bïmïġë.nët
还是以改稻为桑为例,这件事如果由朝廷直接去做,则必然耗资糜巨,且必然难以面面俱到。
“但如果将这件事委托安利号,要如何运行呢?”
“各地粮价不稳,朝廷要想直接调粮也困难,让人采买也难,直接从库里出,搞不好是要更出幺蛾子的,不如索性便将其换成钱,通过招标的方式,发给商人,让商人拿着我们的钱,去买粮,让他们拿着买来的粮食去找桑农,给粮,也承包土地,约定年底收丝。”
“百姓之所以不信任官府,是因为一旦官府违约失信,则老百姓几乎除了认栽之外就别无他发,然而商人不会,而且商人之间是有竞争的。换言之就是有竞争而无强制,这个时候,他们自然就会让利给百姓了,为了更快速度的买到更多的丝,一定会尽可能多,尽可能快的跟当地农民达成承包土地的协议,为了速度,这时候哪怕是让他们稍微吃点亏,恐怕他们也都是愿意的。”
“如此,农民从商贾的手里得到了粮,有了粮心里就不慌,就可以安心的改稻为桑了,到了秋收的时候如果商贾收丝的时候玩花样,百姓可以告官,还可以纠集乡里,讨要公道,最不济,也可以干脆一把火烧了桑田,来一个鱼死网破,总之,农民拿捏商贾的手段是有的是的,可能会受欺负,但至少不会太过分。”
杜萍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原来这就是安利号的意义”
“当然,这其实也只是中策,并非是上上之策。”
“啊?那,何为上上之策呢?”
“朝廷要给商贾钱,本质上,给的是税款,而税款,也是朝廷从百姓手里收上来的,朝廷收钱,这个钱还是会有损耗,说白了,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似乎无法避免的,真要治理,这个反贪腐的成本必然会很高,这么高的反贪成本,还是要落在百姓的身上。”
“与其如此,莫不如一开始就干脆别给这些商贾钱,而是将其变成退税减免,如此一来,就减少了给钱的话过程中的贪腐折损,而安利号的商人,大多都是有一定背景的,说白了就是背后有安利号给他们撑腰,只要他们占着理,谁能对他们肆意盘剥呢?”
杜萍闻言也是感叹:“妙极,妙极,如此一来,朝廷非但少了征粮、运粮种的损耗,更能使商贾、豪强之流自发的行动起来,当真是妙,妙不可言啊。”
秦宜禄闻言,也是自得一笑。
这本质上属于赈灾的制度,同样,还是跟宋朝学的。
宋朝就是这样用商贾的,宋朝是能不用朝廷办的事儿,就尽量不用朝廷办,能甩给商贾办的事儿就尽量甩给商贾。
而且能不给商贾钱的时候,就尽量不给商贾钱,采取的是一种茶引、盐引等手段,其实也变相的相当于是免税了。
贪官污吏是杀不完的,尤其是这种赈灾的事儿,那些自以为能靠能力,手腕,刀子,就能逼迫大小官吏清廉干活儿,以为靠杀人就能震慑贪官,实现政治清明的人,大多都是缺乏经验的书生之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贪官,永远也杀不绝,而且一旦杀起来,光是查贪官,就组已经将朝廷的十分力气耗损九分,剩下的一分力气,还能赈得好灾么?
刀子这玩意撑死了也就能管得住县衙及以上,可是县以下的基层,管得住吗?那得准备多少把刀?如何保证刀子不钝?
如果直接从各地州府调派钱粮,各地州府的上下官吏必然也会上下齐手,尤其是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恐怕会是天文数字。
古时候打仗,说什么十石粮运到地方剩半石,其实那九石半里真正吃到民夫肚子里的能有半石就不错了,剩下的粮食去了哪,从来都是个心照不宣,不可说之事。
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弊端,比如北宋时期,各大商贾渐渐的开始仗着朝廷的特许经营,开始垄断市场,做了行头。
再比如朝廷让商贾运粮,商贾往往也会通过市场的手段,恶意抄高良家,朝廷给盐引,商贾也会尽量压低盐价。
说白了就是商贾欺负朝廷。
当然,古今中外所有的商贾欺负朝廷,本质上都是另一种腐败罢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做是可以有效的抬高腐败成本的。
这又怎么能说商贾无用呢? 笔迷阁为你提供最快的汉末大丈夫更新,第342章 改稻为桑的成本免费阅读。https://www.bimi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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