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本身的权限其实只是代皇帝批红，像这样的事显然必须直接汇报给皇帝才行，通常情况下，下午送入的奏疏，次日一早都未必能得到批复。
但高务实的自辩疏却在内阁转呈司礼监之后，不到一个时辰便又从司礼监回到了内阁，因为皇帝已经朱批用宝。
“经查，永宁长公主召卿询事，乃先请命于皇后得准，而后于承禧殿问对。此耗时虽久，然殿门大开，內侍均在，宫女随奉，无有逾矩之处也。
黄兆隆擅污重臣，另有严旨饬问。卿宜安心供职，勿受所扰，勿负朕望。所请不允。”
此复文送出宫来，外廷百官就都有些疑惑了。毣洣阁
莫非先前皇帝没有立刻批复只是因为去查证了，结果查证之后发现高务实果然是被冤枉的，因此这自辩疏一上，皇帝就马上温旨挽留？
这是主流的疑惑，但也有些人觉得这未必就是真相，这一部分官员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这件事对外廷来说，关注的重点在于高务实，但倘若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或许就并非如此了，皇帝更担心的很可能是永宁公主因此名声受损。
那么按照这一点来推论，即便黄兆隆所言句句属实，皇帝也有可能拒不承认，而是坚称公主的一切举动都合法合理。如此一来，既然要保护公主，那那就不得不连高务实一起保护了。
这批人的推测还有一个佐证：皇上在朱批中说对黄兆隆“擅污重臣”一事“另有严旨饬问”，但这严旨在哪呢？为何没有跟着一起下达？
这种疑惑也好，争议也罢，其实就好比后世中央公布了某条消息之后，下面的人从专家、媒体到个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解读一般。只不过后世教育普及，国民人均国家主人翁，是以很多时候全民参与这种解读，而在大明朝，则基本只有官员或者士林才会关心这种话题。
在大明朝，皇帝的一举一动也不断地被官员们解读着，并试图从中探知皇帝的真正意图，以免自己行差步错，葬送了大好前途。
由于宫里的确没有将对黄兆隆的所谓“另旨严饬”下达出来，这种“保高务实是为了保公主”的论调一出来，马上就成了新的主流观点，其取代“高务实被冤”这个观点只花了几个时辰。
确切的说，是在宫门落锁，而“另旨严饬”依然没有只字片语传至外廷的时候。
这下就热闹了，大伙儿对皇帝的心意完全无法正常判断了。
按照一般情况来说，既然对高务实温旨挽留，那么对黄兆隆的“另旨严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皇帝一边温旨挽留，一边忘了做事情的另一半，这就很诡异了。
这些官员当然没有读过李敖的《你不能只做一半》，不知道“一个人不能同时维护上帝又姑息魔鬼，歌颂上帝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打击魔鬼；肯定正牌是不够的，你必须拆穿仿冒”——正如同皇帝肯定高务实没有罪责是不够的，他还应该站出来打击污蔑高务实的黄兆隆，这样才算把事情做完整。
然而，他们至少知道皇帝“只做一半”是不正常的，是有玄机的。
所以现在问题的核心就变成了“皇帝的玄机是什么？”
对于大部分不持立场的中立派乃至于随波逐流派而言，这个玄机有些意思，但也仅止于“有些意思”，他们并不追求非要把这玄机拆开来看明白。
然而对于和高务实站在同一战壕里的人，或者站在对立战壕里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就非要弄明白不可了，否则下一步的应对就会变得无所适从。
高务实在府中连续接待了好些大佬、重臣派来的家丁亲信，每一个都是来打探情况的。
来拜访他的这些人，有些是拐弯抹角的问他是否真的和永宁公主存在某些超乎寻常的举动与关系，有些是问他有没有联系上内廷弄明白皇帝的心意。还有一些更加简单粗暴，根本不问缘由和情况，直接问他接下来有什么安排，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甚至于连朱应桢、张元功等勋贵都派了人过来问询。
朱应桢和张元功好歹还只是派心腹前来，意外的是过去与高务实走得不算特别近的定国公府这次反倒格外“热情”，定国公徐文璧甚至派出了自己的长孙徐希臯亲自前来拜访，并当场表示了定国公府对高务实的坚决支持。
勋贵们当然不是吃多了闲得慌，除了十多年的“伙伴”情谊之外，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瞄准了此次“滇战”的后续利益。
高务实在发行“滇战宝钞”的时候就说过，滇战宝钞的价值是靠着战胜缅甸之后所得的收益来确保的，而滇战之后的收益其实并不只是朝廷那一份——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虽然多，但那钱又不会直接发给普鲁士的资本家，可那并不影响资本家们高兴啊。
为什么？因为战胜国的大佬们是有很多方法来赚钱的，而高务实在兜售第一批滇战宝钞给他们的时候就举过一些例子。
比如说以前要买缅甸的玉石很麻烦，价格也偏贵，但如果缅甸战败，又要赔一大笔钱给朝廷，自然就顾不得许多，像玉石这一类东西肯定会愿意降价大甩卖，此时勋贵们只要搭上京华的便车，还怕不能在其中分一杯羹？
之所以非要搭京华的车，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手没那么长，必须借助京华的西南商道才能成事。这年头真正有全国行商能力的巨无霸，那还真只有京华一家，其他任何世家大族、巨富豪门都有其势力范围，小则数县，大则几省，但谁都没法像京华一般全国铺开。
定国公府是曾经中衰过一段时间的，现在虽然已经恢复了地位，但其家底相对成国公府、英国公府就差了一些，因此对于高务实这位财神爷自然特别重视。也不管这茬事自己到底能不能帮到忙，反正态度先摆出来了。
高务实心里明镜似的，不仅知道徐文璧的意图，还知道他和诸勋贵们这么坚决力挺自己的一个前提条件：反正咱们不造反就不会死，出来帮高某人说几句好话而已，完全是惠而不费，好货不贵。
其实高务实从上自辩疏起，就已经进入到闭门谢客状态，但规矩是这个规矩，并不代表大家都会真正遵守，实际上这个规矩的主要作用就是做样子，因此高务实不得不打起精神应付这些来表示关心的前辈、同僚以及朋友伙伴等。
而同样的时间里，澄清坊的一所普通官员别院之中，也有一个人跟高务实差不多忙碌。
这个人正是锦衣卫都督刘守有。
眼下他所在的这处别院，名义上并不属于他，这里其实是暂寄于锦衣卫名下的一处被查封的宅子，本身是赃物，而且处于封存状态。他今日来此，只是因为要避开一些耳目。
刘守有的背景此前已经说过，他家是心学之后，他虽然读书不成器只能在锦衣卫混事，但一直把自己归纳为儒臣一类，与心学同宗们混得很近。再加上那些之前提到的复杂历史原因，对高家伯侄一直记恨在心，针对高家伯侄二人的调查已经有好些年了。
只不过查来查去之后他才发现，高拱实在查无可查，除了性子急，下头办事不力的时候会直接骂人之外，这位首辅身上根本找不出什么可供他利用的黑点。
于是刘守有就把目标放在了高务实身上。在刘守有看来，高务实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弄出京华如此巨大的产业，这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隐秘，而这些隐秘一定是可以利用的。
而且高务实在把京华做大之后，经常以合租为名义拉拢重臣勋贵，那么自己一旦把京华的罪证找出来，则不仅可以将高务实掀翻，操作得好的话还能控制住很多人。
在取得心学大佬余有丁的默认之后，刘守有的胆气就更足了。余有丁和申时行是眼下心学一脉摆在官面上的两大巨头，而且他们二人是同过患难的，一贯被认为亲如兄弟，取得余有丁的支持，在刘守有看来就等于也有了申时行的背书。
申时行堂堂次辅，本来就和实学派的高党是政敌，现在更是几乎公开站到自己这一边了，那自己还有什么好怕？
亲家松江徐氏昔年的耻辱，也该轮到一报还一报的时候了。
多亏了张鲸的崛起，让刘守有在宫里也有了得力的支援，甚至能知道高务实进宫与永宁公主密谈几个时辰的事。
这一点其实有个值得一说的地方：黄孟宇和陈矩虽然是内廷的“首辅”和“次辅”，但宫里的各宫，每一位大宦官虽然都肯定安插了自己人，但问题在于他们谁也做不到在某个宫中只有自己人。
换句话说，内廷大佬们在各个宫中都有自己的人，黄孟宇和陈矩有，张鲸也同样有。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早已有之的，远的且不说，昔日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在皇宫大内之中就是每人都有一批势力，因此紫禁城其实早就已经是个筛子了。只要有一位大佬把消息外泄，大内就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先帝隆庆在高拱还朝之前的一段时间因为女色问题，经常被外廷御史骂得狗血淋头，但他先一天晚上宠信了那位妃嫔，外廷的御史们居然都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就是“大内如筛子”的明证之一。
刘守有在得知高务实与永宁公主的会晤之后，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决定了要拿这件事来做一篇锦绣文章。
他的思考说起来也不算特别复杂：最早以前，他是想以京华作为突破口，通过经济案件的手段来打击高务实和高党的，然而试了几次都不成功。因为京华的崛起于他之前的想象并不相同，它不是靠着权钱交易之类的手段发达起来的，而是高务实总能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发现商机、提前布局，然后形成垄断或者至少是先发优势。
真要说权钱交易也不是没有，但涉及的人物太吓人了，刘守有就算查到了也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不仅有一大堆世袭罔替的勋贵，甚至还能牵涉到仁圣太后和慈圣太后。
仁圣太后出身的通州陈氏在高务实京华名下有干股，慈圣太后的亲爹、亲弟弟等人也在京华名下有干股，甚至李文进那厮还直接在高务实手中拿过不下于二十万两的巨资。
这TM要是捅出去，高务实死不死不知道，他刘守有自己一定会先死。
所以在经济案件上找京华的麻烦显然行不通，刘守有不想自杀。
于是接下来，他瞄准了权势问题，或者说是“不臣之心”的问题。这一点，刘守有是从《京华十六条》上着手，把京华实际上操控了安南政局的情况汇报给朱翊钧知晓。
本来按照刘守有的想法，皇帝对于臣子做这种事一定是极其敏感的。尤其安南又是个长期游离于朝廷体系之外的特殊属国，高务实依靠京华把持安南大权，这事被皇帝知道了，那还不赶紧防微杜渐？直接杀了高务实也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然而意外发生了，朱翊钧得知消息之后居然跟没事人一样。他丝毫不相信高务实会放着在大明朝廷做人臣之巅的机会不要，却跑去安南做个土王。
刘守有因此失落了很久，直到前不久他才想明白一个道理：高务实虽然在安南掌握了近乎于“太上都统”的权力，但他的根基一直摆在大明——他是靠京华掌握安南的，而京华的根子在大明啊，如此一来，皇帝当然觉得高务实不会“跑路”喽！
京华在大明的产业加起来，怕不是千万级别的？谁舍得这么大的产业不要，去安南当个土王？
于是刘守有的第二轮打击又落了空，反而让皇帝觉得他魔怔了。
到了这一次，刘守有才终于想明白了，高务实之所以让申时行、余有丁这样的内阁大学士都忌惮无比，既不是因为他有个追谥文正公的伯父，也不是因为财雄天下，而是他拥有皇帝近乎无限的信任。因此要打击高务实，真正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打击这种信任上。
于是便有了这一次的“妖书案”。
只是这“妖书案”的发展现在看来还是有些不太对，刘守有实在想不到皇帝居然对这样的丑闻都能容忍，依然在高务实上疏自辩之后温言挽留。
这可真是见了鬼了！难道在皇上的心目中，高务实这厮的重要性比他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妹妹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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