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廷在各地藩王所属区域都部署有重兵，而藩王本身的所谓军队全都只有数百人的护卫。这些护卫名义上很多是世袭的，但更多的早就不是世袭，而是如层层转包一般随意雇佣而来，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赖，让他们上战场怕不是比让老母猪上树还难。
就凭这群废物，也配造反？当地卫所兵再怎么不堪，搞定他们也不过易如反掌。与其把心思和力量花在这种丝毫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上，还不如搞点真正的大新闻。
王锡爵挑中的目标，是漕工。
早年大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地处中国经济中心，“四方贡赋，道近而易”，此时朝廷实行海运，将粮草运输到北方，主要是作为军粮使用。
到了成祖迁都北京，伴随着数十万军队与中枢朝廷工作人员以及皇宫服侍人员一并前往。北方粮食开销剧增，朝廷经过几番讨论，最终因为运量过小、海盗倭寇、海上风浪触礁等问题下，放弃海运实行河运。
这一政策虽短时间给北方供应带来了稳固和便利，但从原历史的轨迹来看，也成为中后期大明难以改革的弊政，影响了大明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弊大于利的制度。
关于河海运输问题的争论在当时就达到高潮，而停止海运的决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事实上，早在洪武六年，因为海运辽响船失事问题发生，彼时还存在的中书省便奏报请求在北方加紧屯田以减少海运。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辽东二十一卫粮饷基本自给，于是在洪武三十年停止海运。永乐元年，北京粮储不足，朝廷不得已再开海运，以平江伯陈煊为总兵官督理海运，大船从南京扬帆起航。
起坏头的是永乐元年七月，户部尚书郁新提出了运河输粮法，即利用漕船从淮安入淮河，经黄河至卫河北上入海河，再陆路至北京。不过，由于这个路线需要多次转运，即便好大喜功如朱棣也担心会太过于劳民伤财，于是否决掉了。
当年八月，陈煊由海上输送五十万石粮饷安全到达北京，给了朝廷坚持海运的决心。可海运风险太大这个客观环境的存在，使得一直有人建议重修大运河。
最终，朝廷用工26万人，历时6个月，疏通了济宁至临清385里的会通河，同时根据地势高低，修建水闸38座“以时蓄泄”。
于是永乐十年时，工部尚书宋礼力再次指出海运的弊端，提出调整河海比重。又有平江伯陈煊治理淮河河道成功，可使3000艘漕船同时出动，载粮400万石，畅通无阻。
到了永乐十三年，经负责财政、运输的官员们多次请求，大明朝廷停止海运、改行漕运，大运河真正成为了南北经济大动脉。在此后近两百年里，虽然海运也偶然会重启，但漕运始终还是主流。
这一情况直到高拱当政那段时间，由于彼时黄河不断泛滥，漕运动不动就便堵塞不可行，严重威胁了京师及九边粮食安危，这才不得已重新实施了“河海并行”的策略。这个策略的特点是不废除漕运，但加强海运输送。
本质上来讲，高拱当时是“漕运为主，海运为辅”，至于实际运粮比重，大抵是漕运约占五分之三，海运约占五分之二。
郭朴时期萧规曹随，这个局面大致没有变化；张四维时期基本也没调整，但进一步加强了海运物资的种类，把南方不少实物贡赋也放进了海运。比如江南某地御贡茶叶、丝绸这一类。这样一来，海运的总运输量虽然增加不明显，但运输价值明显大有提升。
到了申时行时期，他面临严重的纠结，因为心学派内部对于这件事出现了地域争议。
南直隶长江以北的地区包括扬州、淮安等地，坚决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长江以南的地区包括南京、杭州乃至于淞沪老家，则强烈要求增加海运规模，尤其要求申时行确保高价值产品走海运而不能走漕运。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议？其实不难解释，利益罢了。不过此处还是得先说一下大明的漕运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行的，这个争议才好说清楚。
漕运体系刚开始被视为军事工程，运送粮饷的人员都是军人，由前海运总督陈煊出任漕运总兵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长达三十年。
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朝廷以济宁为界，南北各设一名侍郎管理漕运；次年设置由文官担任的漕运总督统筹事宜，其军事管理职能大大降低。漕运总督不设置固定的办公地点，不定期巡视临清、济宁、徐州、扬州等地的漕运行署衙门。
宣德以后武官漕运权被文官取代，实行文武双轨制，但实际上作为拥有超大权力的漕运总督是地位远远高于漕运总兵的。到了万历年间，由于海运兴起，占了五分之二比重，漕运总兵废除，一切事宜均由文官负责。
漕运总督地位极高，原历史上大明朝有99位曾任漕运总督的官员，其中30余位后来都入阁拜相。
由于大明财政体系设计得十分差劲，全国税收绝大多数来自于土地税，而同时农业税率又偏低，所以国家财政收入基本不会超过3000万(实物粮税被等价计算的情况下)。这3000万有1200万被地方政府截留，北方上缴的800万直接供应九边军队，剩下1000万在南方征收后经过漕运输送820万到北京。
漕运方式经历了多次改革，永乐十三年到宣德五年实施的是“支运法”。停止海运后，粮食仅通过运河输送，然而运河的输送量是有限的，于是朝廷就要求各地将上缴的粮饷运到淮安储备起来，然后分批输往北京——你看，淮安为什么要求提高漕运比例，答案的主要部分就在这里。
宣德五年至成化七年实施“兑运法”，此时朝廷好像意识到了百姓长途输运的负担过大，于是推行由军队直接运送漕粮，但是需要百姓自行承担损耗，结果从实际上来说也并没有减轻负担。
成化七年开始直至现在朝廷都施行“改兑法”。此法来自于成化七年漕运总督滕昭的提议，即免除农民的运粮，由军队直接到各县运输，但需要征收额外费。
怎么说呢，这个办法的立意或许是好的，但和古今中外无数法案一样，歪嘴和尚总能把经念得没人可以听懂，完全偏离本意。
打个比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扬州府有一则记录，这一年一户百姓需要承担税粮1.73石，额外费1石，但百姓需要用1.2两银子抵消1石的额外费，然而实际上当时当地1石粮食仅值0.7两银子，这中间的差额就成了各级官吏的油水。
扬州为什么也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答案在此已经不言自明。
不过，申时行的麻烦不是本章此刻要说的重点，重点是王锡爵此刻的目标对象：漕工——也叫漕军。
成化七年后的大明，每年征收漕粮的工作由12万漕军来负责，这些漕军来自运河沿岸的124个卫所，漕军在工作上听从漕运总督衙门，但人事关系留在本卫原处。
这个制度一听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也是如此，各级漕运官员克扣军饷，奴役士兵情况普遍存在。比方说，如果运输过程中漕船因气候原因或搁浅漏水而导致粮饷的减少，则需要由漕军来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
漕军为了养活家庭，就通过各种方式赚取收益，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以保障自己的生活。这里的“各种方式”，甚至包括走私贸易——盐也是其中之一，甚至还是主要走私品。
你看吧，事情又绕回了淮扬。淮扬是盐业聚集地，漕军或说“漕工集团”早就和淮扬大小盐商们达成了利益共同体，漕军需要盐商们供货，盐商们也需要漕军“免税分销”。
显然，在这种制度下，所谓漕军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变成普通的劳动组织，即所谓漕工。说他们毫无战斗力可不是胡乱冤枉，比如正德五年(1510年)，山东一伙反贼将停靠在济宁港的1552艘船只洗劫一空，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无作为，任由反贼取走，哪有半点“兵”样？
这事件当然震惊了整个朝廷，山东道监察御史质问漕运衙门：“……但军至数万，总兵、参将统制，把总、指挥分领，未闻何官以勇死伤者！”这充分暴露了所谓漕军作为军队而言已经完全是名存实亡，他们彻底由漕军变成了漕工。
内陆运输本来就有很大的弊端，一是运河河道窄浅，经常面临水源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初春暮秋时节，河道干涸，需要人工引水；二是刚才说过的，黄河经常决口，所携带的泥沙就流入运河中，疏通河道耗费巨大。
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礼部侍郎邱濬便提议重开海运。彼时，他详细讲明了海运的优势：“海运虽漂溺之患，但海舟每艘可载粮1000余石，相当河舟三倍，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
邱濬就是《大学衍义补》的作者，高务实当年陪高拱起复来京时就在读这本书，他认为邱濬是大明朝难得的经济学家之一。可惜他说得再有道理，当时朝廷仍然未曾采纳，只是嘉奖了他一番，大意是您老辛苦了，但是事情不太好办，以后再说吧。
到了嘉靖初年，内阁大臣桂萼提出恢复海运，“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畏风而忧礁”。此议论一出，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反对，尤其是漕运总督衙门直呼祖宗之法不可变。
顺便提一句，桂萼才是真正的“一条鞭法之父”，是他头一个提出此法的。别的不说，夸桂萼是个“有见识的改革派”想必错不了。
再之后就是重开海运了。隆庆六年，由时任漕运总督王宗沐、都御史梁梦龙联名首倡(当然这是在受过暗示之后的动作)，内阁高拱、张居正立刻表示支持，户部在商议后同意试行海运，于是万历元年三月，第一批12万石粮饷顺利抵达天津港。
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或者只到张四维往海运加入高价值贡赋，问题都不大，甚至申时行秉政前期犹犹豫豫也没关系。漕运虽然被海运“瓜分”走了五分之三的份额，但也还能勉力维持，加上漕粮运得少了，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走私，漕工们的生活水平居然还略有提升，那自然是能维持的。
可是，随着高务实位晋户部尚书，这一美好局面很快就面临危险，甚至在不久之后开始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危机之中。
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新设两署十三司，对民间走私的打压也开始变得严厉起来——这个“民间”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盐商集团。
盐商集团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盐商集团本质上是一个“权钱集团”，是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
在盐商的上游是以南直隶为主的勋贵、文官利益联盟，下游则是如漕工集团这样的分销组织，乃至于还有运河沿线各个地区的地方豪强参与其中。
如此庞大、强大的利益集团，正常来讲当然无人敢动，但高务实显然不在正常范畴。他本身也是官场老手，根本不去管什么官商勾结，上来直接针对走私进行打击，精准出手但绝不轻易牵连。
这样一来，既确保自己的行为绝对合法，又让盐商集团无论上游下游还是他们自己都感受到刻骨的疼痛。盐商集团利益共同体经过一年多近两年的忍耐，早就已经忍不住了，对高务实的怨气直冲霄汉，只欲除之而后快。
除掉高务实，这任务难度至少现在看来肯定过高了，但利用这种愤怒和怨恨搞点大新闻，王锡爵认为还是办得到的。
王锡爵本人就是南直隶出身的高官，他堂堂苏州首富的身家，那可不是家里种田就种得出来的。就算从自家利益来看，这件事也是非办不可，何况现在还能一石二鸟，公私两便。
高务实只是打击走私，官员、勋贵都不好直接出面说不行。地方豪强虽然整体来看影响力不弱，但联合起来发声却很困难，要搞事也不容易，真闹点什么立刻就会被逐个击破。
惟独漕工，作为朝廷的“军队”，一旦十几万人闹了起来，加上他们的家人、家族，那就是百万规模的巨大骚乱，稍有不慎就可能转变成一场暴动，朝廷绝不可能坐视不管。
那还说什么？动摇高务实在皇帝心目中的能臣地位、以后方不稳逼迫高务实从前线折返并让伐元功亏一篑，以此确保高务实不能统一实学派然后在政治上从此稳压心学派，现在就全看漕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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